浅析道教思想对山西道观的影响

《中华道教大辞典》对宫观的解释为：“宫观是道士修道、祀神的活动场所，为道宫道观的和称。”由此可知，道教宫观提供给道教徒修仙练道、祭祀神灵的场所，并进行祈福禳灾、斋醮等活动。山西的道观建筑既有依附于名山大川的山林道观，又有隐居于闹市的世俗道观。这些道观建筑形态不一，道教造像、装饰艺术、整体形制等受到道教文化、统治者信仰、园林建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道教“天人合一”思想对道观的影响

作为道教文化重要载体的道教宫观，其形态布局等必然离不开道教文化。道教最先起源于古代先民对自然、天地、鬼神的原始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等。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哲学思想是道教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老子著《道德经》，以“道”为最高形式，以“德”为最高追求目标。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在《华南经》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凡事要顺其自然，不能破坏自然规律。道观的很多楹联都渗透着这些思想。如太原纯阳宫的明代宫门门楣上便书写着四个大字“道德之门”，便取自老子《道德经》的道、德二字。

早期道观的选址便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早期道教宫观多选择名山大川，道士修行选择在山洞中，因此出现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宋元《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妙经注解》记载：“洞者通也，上通于天，下通于地，中有神仙，幽相往来。天下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乎太虚磅礴之中，莫不洞洞相通，惟仙圣聚则成形，散则为气，自然往来虚通，而无窒碍。是以圣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则人一身之中，亦有洞者。头有九宫，上有寥天，共为十大洞天；柱骨二十四节，共十二重楼。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之九天，下彻尾闾之九地，中有真炁幽相往来。是以圣人于虚极静笃之中，干转璇玑，神通炁洞，上与天通，所谓三宫升降，上下往来，无穷者也。”其中认为，“洞天”既是“通天”，在洞天中修行可达到上下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而“福地”多选择名山大川，其中物产富饶，清幽寂静，远离世俗喧闹，为修行提供了与世隔绝的环境。且神仙多喜欢来往于名山大川间。所以，早期道观多选择山林之间。山西的恒山便是一处“洞天福地”，被称为道教“第五洞天”，是五岳之一。西汉时，便有道士在恒山中修行，恒山上的三茅窟便是当时三茅真君（茅盈、茅固、茅衷）修炼之地。北魏时，著名道士寇谦之的弟子在恒山一带广建道观，传道收徒。唐玄宗时又在恒山建龙泉观。此外，山西北武当也是道教名山，又名真武山，供奉真武大帝。这里山势险峻，风景秀丽，丛林苍翠，是一处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圣地。晋城珏山在宋代便已是道教名山，是真武大帝镇守之所，山上的诸多宫殿供奉着道教的众多神祇。

二、“三教合一”思想对道观的影响

道教文化发展中“三教合一”思想也对道观建筑形制颇有影响。据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可知，魏晋时期，随着佛经的大量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辈，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等，援引道家名辞理念，为佛学研究服务的事例已很常见，其为佛、道两教教义的调和提供了途径。佛教禅定之学，与道士修炼内丹的基本形式形似。佛家出家观念，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相通，佛家密咒、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道教三教合一的趋势影响了道观的建筑、造像及装饰艺术。如建于北魏的恒山悬空寺就是国内现存的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总体布局上儒释道三家皆有供奉，既有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等，又有太乙殿、关帝庙、三官殿、纯阳宫、三教殿、五佛殿等。

道教宫观建筑内的道士造像等也受到了儒家文化影响。如太原纯阳宫吕祖殿内的明代吕洞宾塑像，俨然一副明代文官形象，成为世俗王公大臣，塑像衣服前的补子上刻有仙鹤图案，为明朝一品官员服饰。又如道教中的文昌帝君，本属道教神仙体系，但却掌管世人功名利禄，与儒家所倡导的考取功名、仕途显达、建功立业等密切相关。

此外，道教宫观建筑装饰壁画中也体现着三教合一思想。永乐宫重阳殿壁画讲述王重阳度化马钰、孙不二的故事中，以佛教轮回的思想进行了教化，向他们显示了地狱之苦，体现了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佛教思想。在《朝元图》壁画的细节描写方面，也融入了佛教元素。如画面中为突出重要神祇，特意在头部绘有背光，莲花、七宝炉等佛教元素也出现在壁画中。这些佛教元素的出现展示了佛道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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