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及其影响

关羽， “河东解人也”[1]630， 即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人。 他生时名扬海内， 死后又获历代帝王的推崇、 加封。 约于隋唐时期， 民间陆续出现与关羽有关的神话传说， 从此开启关羽神圣化的历史进程。(1)学界有关关羽信仰起源、 形成时期的说法略有出入， 但大致同意“隋唐”之说。 参见蔡东洲、 文廷海： 《关于崇拜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年版； 郑土有： 《关公信仰》，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4年版； 刘海燕： 《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版； 胡小伟： 《关公崇拜溯源》，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年8月； 刘永华：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2期， 第78-84页。隋朝开皇九年(589年)， 解州建起了山西第一座关帝庙， “在城西门外， 南面条山， 北负硝池， 创自陈隋， 宋大中祥符间重建”[2]847。

明代的关羽信仰，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关帝庙修建“遍地开花”， 成为普遍现象， 从而使得对关羽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凡庙祀各止其所， 或于桑梓， 或于履历， 非泛然无因也。 故其所及， 亦有数而不能广。 惟帝之庙祀则异， 于是京师有之， 藩省有之， 村落有之， 其有之又不止于一。”[3]631几乎是“有井水处皆庙祀之”[4]1。 值得注意的是， 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勃兴及其普及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拥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和传统文化积累。 早在蜀后主景耀三年(260年)九月， 关羽被追封为“故前将军关羽壮缪侯”之后， 历朝历代便有了加封关羽传统。 明代初建之时， 太祖就于洪武元年(1368年)恢复了关羽原来的封号， 即复称其为“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嘉靖十年(1531年)， 世宗改其封号为“汉将军汉寿亭侯”； 万历十八年(1590年)， 神宗敕赐解州庙额为英烈庙； 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 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5]65-67。 在山西， 关羽信仰又呈现出独有的地方特色， 并对当地区域治理、 经济、 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主要依托地方志， 对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 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加以概括、 分析和阐述， 以期加深对地方文化的研究， 为学界提供一定的参考。

1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

1.1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民间化

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已深入人心， 可谓“至明代， 人于帝愈神且尊”[5]131。 在村墟里社的百姓眼里， 关羽被看作有求必应、 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2)《明沈藩西阳王碑记》记载：“凡菑伤疫疬必诣王而祷， 获应如影响……潞之居人， 凡有事祈王， □应□答， 沐王之庥庇， 非一朝夕也。”(详见光绪《长治县至》卷三，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第519页。 )。 凡有所求， 或进庙上香， 或祭拜关公神位。 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方鹏曾写道：“帝之祠遍海内， 凡水旱疾疫必祷焉， 其福于民又如此， 则祀之又宜矣。”[6]720这句话恰好反映出民间百姓对于关羽超自然力的心理需求。 嘉靖年间， 时任大理寺卿的郑本公曾言：“求其普天同祀， 异世不泯， 未有如汉之关将军者。”[7]765可见明代的山西， 关羽信仰一度出现了“全民共祀”的盛况。

与此同时， 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也已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家中悬挂关帝画像的习俗历来有之， 至明代逐渐普及。 明人郑本公曾对此做过这样的记载：“今乃遍天下， 及后世甚。 至画像而家事愈久愈隆， 何其盛一至于此。”[7]766嘉靖时， 襄垣人刘龙也曾写过：“下及编民之家率揭其遗像， 尊礼之多不嫌于泛侈， 不以为淫， 帝何以得此于人哉。”[3]631关羽画像的普及， 是对关羽信仰愈益民间化、 日常化的有力证明， 也使得关羽成为了贴近下层社会生活的“万民之神”。

1.2明代山西关羽信众的普泛化

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 信众群体多样， 呈现出普泛化的特点。 上至皇亲贵胄、 仕宦高官， 下至乡贤邑绅、 布衣白丁， 关羽信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 代表上层的知识分子， 是关羽信仰的中坚力量。 他们吟诗作赋， 为关羽歌功颂德； 更有捐资、 捐物， 兴建、 修缮当地关帝庙者， 留下碑刻庙记等文字资料以载史册。 弘治年间进士汤沐有云：“誓死肯教移厚待， 辞婚真欲表孤忠。”[8]57嘉靖万全县进士董汝汉曾曰：“余惟大帝之精忠义勇昭著于当时， 威灵显应赫奕于后世， 载之史传， 诵之童叟， 真与天地同悠久， 日月共昭揭。”[9]531山西解州举人马淑援亦写有诗作：“吞吴灭魏赍遗恨， 鞠躬还同诸葛公。”[8]62万历年间灵石县知县白夏为义勇武安王庙重修所撰“《重修义勇武安王庙记》”[10]665， 嘉靖年间大理寺卿、 郡人进士郑本公留有“《重修汉关将军庙碑记》”[7]765等。 长治县城内的两座关帝庙， 其建造和修护都与藩王有关。 下水巷口关帝庙， 乃明代藩王安庆王所建； 新街关帝庙， 建于元代， 后经明藩王西阳王修护， 并“首捐禄币倡之”[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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