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救赎论孙频小说绣楼里的女人

孙频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城乡结合处的屌丝写作派”①，不同于“80 后”写作多为青春的激情与叛逆，她的文学青春期很短，一开始创作便直指人的现实处境，关注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孙频的小说延续了山西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脉络，她的青春疼与痛始终立足于苦难的现实生活，她擅于从一两个人物身上深挖其深层次的心理和人格空间，对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并探析此类悲剧命运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孙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便是将山西地方的时代背景与一个晋商家族的历史沉浮相结合，在一个家族的兴衰中她关注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女性的悲剧性一生。正如她所说：“真正的作家气质表现为敏感，有赤子之心，有探索真相的欲望，有人格的复杂与痛苦，有对人类苦难的深深悲悯，有对正义和良知的坚守，永远在黑暗中渴望光明。”②孙频的小说就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她既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又彰显出在困难年代人性的爱与善。

一、独特的文学坐标

“文学中的地域多少有别于现实中真实的地域，作家从中抽象出了独特的风情画、风俗画，还有那些浸泡在人情感里的、流淌在人血脉里的东西，并使它们从此以后在文字里获得了不死的生命。”虽然文学地域与现实地域并不相同，但孙频也指出现实地域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她的小说中她写自己熟悉的、曾经厌恶的、渴望逃离的故乡，写这里的人和事，在她一次次描写自己故乡后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厌恶、逃离背后的却是对故乡深深的爱，对故乡人苦难生活的同情与理解，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使得她的创作从未离开过山西，她始终关注山西县城里底层人的生存活动，关注他们的悲喜和他们在物质上的窘迫与精神上的困境以及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

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孙频紧紧围绕山西民风民性来写小县城里的人情世故。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将山西的民风民性概括为“重利轻名”“俗尚俭啬”“倔赖”，孙频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也逃不开山西人的特性。首先是务实，“重实际、尚实干、讲实利”，在“二月二”这一寓意新生的一天，贺红雨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了出路，但贺红雨选择段星瑞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对自己与对方家庭处境的精心考虑。她有给自己挑选男人的谨慎，一方面知道自己不美，另一方面，那个不为人知的黄昏，在经过充分考虑后，贺红雨将段星瑞确定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在贺红雨做事前的种种考虑与确定目标以后的果断行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给予她的精神支撑。其次是俭啬与倔赖，贺秀川是靠祖上发家的，他跟自己的父亲经历了战乱之后更加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在贺红雨母亲去世后，贺秀川盘算了一下，自己已经有儿有女，再娶不划算，也因为这样老姨太太才免遭被抛弃的命运。

二、物象的映射

“语象是诗歌本文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本文的基本素材。物象是语象的一种，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③由此可见，物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选择出的创作材料。在文学作品中，物象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描写对象，正是由于有了物象的具体呈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才能有依托。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孙频正是通过一系列物象来揭示人物的命运，表达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一个家族命运的探索。

绣楼，用来隔绝未嫁女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绣楼的文化标志如一道符咒，女子只要上了绣楼就不能轻易出来，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也是典型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象征。对女性来说，绣楼正如一座牢笼，每个未出阁的姑娘总要在这里孤寂地生活。绣楼是专属于女子的建筑，孙频通过绣楼这个文化标识清晰地洞察出女性被囚禁的命运。在小说中孙频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贺红雨因为是女孩，得不到父亲与老姨太太的关爱，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一直羡慕甚至仇恨弟弟贺天声；老姨太太因自己不能生育，在贺秀川面前一辈子都是低眉顺眼的；贺红雨在生下三女儿之后，狠心将她淹死，就是为了有一个儿子；女女虽没住过绣楼，但她的一生没有逃离那个小县城，她心中的理想、找寻的爱情一一破灭，最后只能以悲剧结束。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孙频对女性命运的深刻认识，绣楼里的女人不仅有贺红雨，还有老姨太太、女女甚至云云。

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被赋予了鲜明的性别色彩，预示充满悲剧意味的女性命运，孙频的创作与张爱玲不谋而合。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出现了两次描写月光的场景，月光下的世界是真实而冷酷的，月光下人物的命运是悲惨的、绝望的。第一次描写月光是在贺红雨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之后，那晚的月光像水一样涌进绣楼，把贺红雨彻底淹没了，月光铺在地上寂静地流动着一种隐秘的肃杀。第二次描写月光是云云遇到纪艳萍的时候，那是一个有着满月的晚上，在月光下纪艳萍穿着红色的衣服忽然像吸足了血一样，展现得无比鲜艳凄怆。两次月光的出现象征着两位女性的悲剧，孙频有意或无意地用月光暗示了人物的结局，月亮意象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人物的心境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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